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结合起来，用历史唯物论和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相统一的观点，研究中西文化和哲学，科学地总结了一百多年来的“古今中西”之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相继提出了古今中西文化沟通互补的思想。30年代，张岱年等人提出了“创造的综合”的文化哲学主张。毛泽东汲取前人的智慧，综合党内外同志的真知灼见，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了辩证综合创新的文化观。40年代，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过，“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07—708页）毛泽东在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论述中，以及后来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方针的论述中，都强调“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他认为在基础理论上“不应该分中西”，所以“中体西用”论和“全盘西化”论都是错误的。毛泽东提出一种对待文化问题的“全面的历史的方法”，叫做“古今中外法”。他说：“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己方和彼方”。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过程去研究”，这是文化研究中的一种辩证方法，也是当时文化讨论的正确结论。
我国的文化发展曾受到“左”的干扰和破坏。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拨乱反正，排除干扰，随着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和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拉开了思想解放的序幕，使当代中国文化真正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范式中解放出来，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文化新范式。邓小平首倡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综合创新文化观奠定了思想基础，从而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伟大旗帜。早在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就指出：“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正确处理新时期的“古今中西”关系。就“古今”而言，要处理好传统中国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首先，要划清社会主义同封建主义的界限，决不允许借反封建主义之名来反社会主义，也决不允许用‘四人帮’所宣扬的那套假社会主义来搞封建主义。其次，也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4页）这就要求我们在文化建设中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做到“不丢老祖宗，发展老祖宗”，做好传统文化的清理工作。就“中西”而言，要正确处理好中国当代文化和国外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就指出：“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此后，他又多次强调：“我们要向人民特别是青年介绍资本主义国家中进步和有益的东西，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动和腐朽的东西。”（《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8页）邓小平在积极倡导对外开放、学习西方现代化文明成果的同时，旗帜鲜明地反对思想文化上的全盘西化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坚定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正是以邓小平理论中综合创新文化观为指导，1986年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强调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这样一种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方向和道路的科学表述。可以说，处理好古今中西关系是这一文化建设方针的基本内容。所以，我国一些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将其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应该说，这种概括是非常恰当的。
进入90年代，江泽民在199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论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是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随后，在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再一次作了详尽的论述，他在“明确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怎样建设这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后指出：“上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构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个纲领，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是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展开，是这些年来最主要经验的总结。”江泽民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作为一个整体，称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可以说，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中的综合创新的社会主义文化观。这种文化观告诉我们，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它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特征，又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巨大推动作用。”江泽民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系列论述，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反复强调“创新”。纵览世界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可以清楚地看到，“国际社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经济实力和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与较量”。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二十一世纪将是一个依靠创新赢得竞争优势的时代，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离不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我们深信，具有光荣历史传统的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一定会通过综合创新创造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从而实现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
